王丁，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、博士生導師，曾任水生所黨委書記、副所長。UNESCO人與生物圈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秘書長。主要從事白鱀豚、江豚、中華白海豚、瓶鼻海豚及其它一些珍稀瀕危水生野生動物的聲學、行為學、生態學、生理學以及保護生物學研究。

 王丁（左一）與同事檢查江豚的狀態（中科院水生所供圖）

每當江豚現身長江，很快就會成為當地最熱的頭條新聞。

隨著長江“十年禁漁”的實施，去年以來，有“微笑天使”之稱的江豚又重新活躍在人們的視線。“作為長江大保護的重要舉措，禁漁對長江水域的生物多樣性恢復意義重大。” 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王丁說。

作為資深的水生瀕危動物研究保護專家，王丁與江豚結緣時間已經40年。在即將于今年進行的第四次長江生態科考任務中，王丁以技術組副組長的身份，正在為科考的各項工作積極準備著。

決不能讓江豚重蹈覆轍

長江里這些肉眼可見的變化，讓“十年禁漁”后的首次科考也備受關注。

然而，并不是每一次科考都有這樣積極的預期：在2006年進行的考察中，中美英等七國科學家組成的科考團隊在長江中下游1700公里的行程中，未發現一頭白鱀豚。從那時開始，人們便懷疑這一珍稀的物種是否已經在地球上消失了。

自1982年來到中科院水生所，王丁從事珍稀水生野生動物的行為學、生態學和保護生物學研究，迄今已整整40年。期間參與過太多次科考，目睹“長江女神”白鱀豚的消逝，以及江豚種群數量的下降。

“某種意義上來說，以人的需求改造自然，是一件難以避免的事。”他說。與人類“共飲一江水”的水生珍稀物種，是反映長江生態狀況的顯示器。隨著現代化腳步的加快，生長在江邊的人要吃飯、要發展，長江的生態平衡也因此打破。

理解并不意味著“躺平”。就白鱀豚的保護，水生所也是我國第一批從事鯨類研究的老一輩專家提出了就地保護、遷地保護、人工繁育三大保護策略。經歷過一次物種消失，決不讓江豚的保護重蹈覆轍，成為王丁的底線。。

1992年，在水生所的建議和推動下，湖北長江天鵝洲白鱀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成立。該保護區除了石首境內89km長的長江干流外，還包括21km長的天鵝洲故道，該故道是我國首個長江豚類遷地保護區。30年間，通過遷地保護，這里的江豚種群數量從5頭增至101頭。從天鵝洲開始，國內陸續建立起5個遷地保護地，遷地保護已經成為當前保護長江江豚最有效的措施之一。國際捕鯨委員會科學委員會也作出評價，認為“長江江豚的遷地保護是有效的”，并“祝賀中國政府、王丁和他的團隊在這一方面取得的成功。”

盡管如此，王丁覺得“保護工作仍然晚了些”。他回憶，在上世紀80年代初，當時他們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長江考察，那時長江里還有300多頭白鱀豚，江豚數量很多，可以“隨便看”。但現在，江豚數量也僅剩1000多頭。

研究人員在保護區開展調查工作（中科院水生所供圖）

總要有人堅持下來

“江豚的處境，能直接反映長江生態系統的整體態勢。”王丁表示，科研人員很早就意識到這種關聯，并著手開展珍稀動物保護工作。但二三十年前，全社會尚未形成生態保護的共識，讓“每一次前行探索都舉步維艱”。

時間撥回到1978年。改革開放之初，許多外國研究機構提出，希望提供白鱀豚的相關資料，并開展科研方面的合作。然而，當時國內也對這一物種知之甚少。

在了解到這一情況后，國家層面迅速做出安排，提出建立相關的研究團隊。于是，在1978年當年，中國科學院召開了首次白鱀豚科研工作會議。中科院水生所也在同一年成立了白鱀豚研究組，開始對長江水生珍稀動物展開研究。

“當時團隊的負責人陳佩薰老師，已經是有名望的魚類生態學家。面對國家需求，毅然改變研究方向，投身到豚類研究中。那時大家的想法都很簡單，國家已經提出了要求，科研人員就要一往無前。”王丁表示，前輩們的義無反顧，一直影響著其后的科研人員。

然而，瀕危動物研究和保護，本就是一件高難度的工作：想要獲得瀕危動物研究數據，許多在其他動物研究上的尋常手段，都派不上用場。而從事保護工作，則是一件“很少人會支持”的事。王丁仍記得，最極端時，還發生過因科考捕撈而被地方扣留的情況。

“全社會的重心是謀發展，發展是硬道理。無論是研究還是保護，都很難得到大眾的支持和響應。”1996年，王丁成為這支團隊的第三任負責人。然而，最艱難的時刻遠沒有結束。因為缺乏支持，國內許多力量、許多研究人員都離開了這一領域，讓留守的研究人員也成了“珍稀動物”。

盡管科研環境并不明朗，40多年來，水生所對白鱀豚、江豚的研究從未中斷。“總要有人來做這些。對于我們來說，堅持并不需要理由。”王丁說，團隊成立的初衷就是國家需求，院所兩級也給予持續的支持和保障，讓這支“孤勇者”隊伍得以堅守到“撥云見日”。

只有真正意識到緊迫，許多堅持才能最終被看到。近年來，當“綠水青山”的理念深入人心，生態保護也迎來了從旁觀到全民參與的轉變。“幸運的是，身處中科院這個體系，讓我們撐過了黑夜。”王丁說。

王丁（中科院水生所供圖）

從江豚延伸到長江的生態保護

發展的問題最終要靠發展解決。40年與江豚相伴，王丁感慨于這些年社會的巨大變化。大眾從最開始的“理都不理”到現在的“主動來做”，從江豚到整個長江的保護，都迎來了最好的時候。

“作為科學家，我們應該比較早發現問題，但不能止于提出問題。”王丁介紹，早在十幾年前，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、水生所研究員曹文宣在內的科研人員，就呼吁進行長江禁漁。一旦實施這一政策，意味著要有大量漁民轉產專業，放棄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。

“保護環境不是‘你死我活’，而是各退一步，找到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方案。”王丁說。

為此，在國家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，在長江十年禁漁之前的2018年，作為長江流域332個水生生物保護區之一，天鵝洲保護區率先實施全面禁捕。保護區及周邊所有漁民獲得退捕安置補償，參加當地組織的技能培訓，上岸轉產。為此后更大范圍的禁漁提供經驗。

據了解，在實行全面禁捕后，有20多萬名漁民要轉產轉業，放棄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。如今，在長江沿線的許多城市，成立了許多協會，得到了地方企業、基金會的支持，支持漁民開展巡護工作。“就像伐木工轉型護林員一樣，希望能探索出一條路，讓漁民轉產成為護漁員。”他說。

現在，針對江豚保護的研究工作仍在繼續。“從水生動物保護角度，長江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。比如，航運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很大。長江的噪聲，給很多生物帶來影響。如何消除或降低噪聲，同時，修復或者恢復水生生物自然棲息地，促進長江系統恢復，我們要做的事還有很多。”近期，王丁及其團隊就人為水體噪音污染，對生活在淡水生態系統的鯨類影響開展研究，并在《科學》雜志上發表觀點性文章，呼吁全球研究力量的關注。

如今，王丁依然活躍在江豚研究保護的工作一線。讓他感到欣喜的是，已經有更多保護江豚的力量集結。“不用再做孤軍奮戰的‘孤勇者’，我相信江豚保護的工作會更加精彩。”他說。